中国人常说：“养儿防老。”在农业社会，人们的经济活动与伦理活动，都在家庭之中完成，耕地纺织与养老育幼，几乎可以同时进行。但随着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单位、企业、社会已替代家庭，成为现代社会养老服务的重要渠道。因此，农业社会价值观念中，子女身上承担的孝亲养老功能，就势必要被社会化养老所分担。

这会带来一个问题：如何在国家与市场的协作下，把子女身上的部分养老功能，以合理的方式和价格，交给专业人士承担。

而在信息爆炸时代，养老问题众说纷纭。但万变不离其宗，理解中国的养老问题有两个基本框架：养老服务与养老保障。

养老保障讲的是我们养老的钱从哪里来，而养老服务讲的是，当我们老了，除了依靠子女之外，我们还有什么选择。那么现在中国社会能够提供何种程度的养老服务？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中国真的是“未富先老”

判断老龄化社会的国际通行标准有两个：

第一、1956年联合国认定，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

第二、1982维也纳老龄问题大会认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

中国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两个标准同时满足，意味着自1999年底起，中国已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迄今已近20年。

中国的老龄化状况究竟如何？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长刘维林概括出三个基本特点：

首先，中国是老龄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据全国老龄办最新数据，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41亿人，占总人口的17.3%。

其次，中国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从成年型社会到老龄化社会，法国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0年，日本也用了30多年，而中国只用了18年。目前中国每年老年人口的增长率在3.5%左右。

第三，中国应对老龄化挑战最严峻。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在5000-10000美元之间，而这个数据在1999年底的中国仅为850美元。这正是中国人“未富先老”说法的由来。

越是“冷酷”就越是清醒，冷静地指出问题并非是为了引起恐慌，而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这也正是刘维林对中国解决好老龄化问题信心的来源。在他看来，老龄化一方面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当中都会遇到的必然性问题；另一方面，老年人口中蕴藏着的巨大人才优势、老龄产业中蕴藏着的巨大市场潜力，如果充分挖掘，严峻“挑战”就完全可以转变为中国的又一个机遇。

而中国对老龄产业的顶层设计，也在印证着刘维林关于老龄产业是机遇的看法。过去5年，仅国家部委就出台涉老政策文件100多个。中共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早在2016年7月，民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印发《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养老服务体系目标，即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中国各地也围绕上述规划纷纷提出了“9073”或“9064”模式，即提倡90%的老人居家养老，7%或6%的老人依托社区养老，3%或4%的老人进入机构养老。

可以说，这就是未来可供中国人选择的主要养老方式。那么在今天，它们的发展状况如何？记者对此做了实地走访。

“一福标准”：公办养老院的标杆

说起社会化养老，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养老院。记者来到了坐落于北京北三环外的北京市第一福利院，也就是本地人常说的“一福”。

现年82岁的张令猷老人，是2010年和老伴儿一块儿住进的“一福”的。张老说，在考察了多家养老院后，“一福”凭借先进的“医养结合”模式、优质的服务和便宜的价格，最终打动了自己。

而“一福”最打动张老的，在于它是一个学习型的福利院。“有各种班，唱歌、跳舞、棋牌、钢琴、音乐鉴赏，老年人需要什么，老年大学就开什么班。这儿有8台钢琴，6台手风琴，哪个福利院有这样的条件？”张老本人也一直兼任福利院里的书法班老师，义务为老人们上了8年书法课。

同样令张老感动的是“一福”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一福”院长常华从事这一行已经30年。多年来，常华年三十没回过家，每一个除夕都是在养老院度过。每到过年的时候，张老和其他一些有能力的老人都会到食堂，跟院领导、社工、食堂师傅、送餐员们一起包饺子。“这不是干活儿，是感情的沟通。”张老说，“人家伺候我们一年365天，没有休息，包饺子是个机会，跟工作人员和师傅们道个谢。”

对于像张老等老人们非常关心的“医养结合”模式，常华介绍，大多数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互相独立、自成系统，老年人一旦患病，不得不经常往返于家庭、医院、养老机构之间。而“一福”早在1988年就挂牌成立了北京老年病医院，开创“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先河。如今北京老年病医院已升级为二级专科医院，老年人不出院门就能解决大部分医疗需求。

从2015年起，“一福”响应政府指示，仅接收优待服务保障对象和失独特困家庭70周岁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回归公立养老院的“兜底保障”定位。

近20年来，“一福”坚持以标准化为支撑，率先在国内推进养老服务标准化工作，为行业发展作出贡献。

对于老人来说，如果护理人员今天热情、明天冷淡，这个勤快、那个怠惰，无疑将给他们的养老生活蒙上阴影，也将给老人子女带来烦恼。

而有了明确的服务标准，则既能保证服务质量不会因人员流动而起伏反复，也能保证服务施受双方权责明确，避免管理风险。养老机构能365天24小时持续稳定地为老人提供子女一样的服务。“这就是我们这里最高的法。”院长常华指着一套《北京市第一福利院服务保障标准》对记者说。

2017年底，首个对全国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进行规范的国家级标准《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正式发布，而“一福”正是编写单位之一。“一福标准”正在引领全行业规范发展。

但这家老牌公立养老机构如今也有自己的困惑。老话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养老机构某种意义上承担着久病床前的孝子角色。可比起普通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他们一方面提供着更为细致周到的护理服务，另一方面又在薪资待遇上相差甚远，人才向民营机构流失严重。作为先行者与改革者，他们也在时常问自己：未来年轻人有什么动力继续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来？答案或许在不久的明天。

恭和家园：共有产权养老新模式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讲过在养老界流传甚广的一句俗语：“养老服务，家庭担不起、政府包不起、企业赔不起。”

人人都知道，仅靠国家财政来负担养老并不现实，应该引导社会资本引入养老产业。可长久以来一直未能探索出一个合理的盈利模式，因而在重资产、高投入、回报周期长的现状下，社会资本常常裹足不前。

即便像“乐成养老”这样最早从事专业养老服务的民营企业，也曾为此发过愁。以乐成养老旗下的高端养老机构“北京双井恭和苑”为例，作为北京首家“医养结合”试点单位，该项目总投资3亿元左右，按照目前的价格（每人每月每床7000-25000元不等），也要50年才能收回成本。这样的项目，谁会来做第二个呢？与其把希望寄托在民营资本的“情怀”上，不如探索一个政府、企业、消费者三方共赢的新模式。

在这种背景下，共有产权养老应运而生。

2017年12月，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北京市住建委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国内首个共有产权养老试点项目——双桥恭和家园集中式居家养老社区模式。

恭和家园模式规定，购房者拥有养老房95%的产权，且每间房必须入住一名60周岁以上老人并缴纳3080元/月的服务费。购房者有国家承认的房本，转让、出租、继承都可以。余下的5%产权由乐成养老作为养老运营商永久持有，不得买卖，这一设计是为了保证小区作为养老用途的纯粹性。

“这样开发商就不可能卖了房子就跑，没有后续服务运营。同时，如果购房者想要改变房子的养老用途，我们这5%的话语权也能够对其形成一定的约束。”恭和家园销售经理徐昊对记者说。

而小区的养老用途，不仅体现在便老装修、医务站、无障碍活动区等硬件设施上，也体现在每座楼配备生活管家等“软件”服务上。

今年90岁的王伯英老人，退休前是北京市101中学的教师，一个月前刚跟老伴儿搬进了恭和家园。王老说，选择恭和家园一是因为这里设施完备环境好，但更主要的是有家的感觉。

王老感慨，自己的一些老朋友住进养老院后，有时会产生寄人篱下之感。“一些养老院怕承担责任，对于老年人管得很严格。出门要请假、来客人要登记，让人感觉很不舒服，缺少尊严。”王老为此还写了两句顺口溜：一生未犯刑律罪，老来又在囹圄中。“这终究是我自己的房子，很自由。”王老说。就在记者采访过程中，负责王老的生活管家，也按时给老两口从医院取来了订购的药品。

在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菲看来，“共有产权养老”模式的创新，就在于实现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赢。“从供给侧角度，这一模式破解了民营资本的流动性瓶颈难题。通过销售养老居室，企业可以快速把前期重投资收回来，进而可以‘轻装上阵’，踏踏实实地把运营做好。从需求侧角度，则满足了老人享受养老服务同时拥有产权的诉求，同时解决了购买者几代人的养老需求。”

目前，以45000元/平米的价格，恭和家园一期135套已全部销售完毕，入住60%左右。

持续关注：养老驿站、文化养老

无论是“一福”还是恭和家园，总体来说，他们的覆盖面终究有限。大量散住在城区内的老人，如何获得良好的养老服务？刘维林认为，以三里屯养老驿站为代表的养老驿站模式或许是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

这些散落于社区的养老服务驿站，集文化娱乐、日间照料、精神关怀、养老助残服务等功能于一体，是离老年人最近的服务平台，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或者老人去驿站得到服务。

这些驿站定位在中低收入的居家老年人，加上政府在房屋场所、水电气热等方面的支持，价格较为低廉，容易为更多老年人接受。刘维林认为，只要通过专业化、连锁化运营，这种养老驿站模式终能逐渐降低成本，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刘维林同时指出，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应更加引起注意。老年人离开工作岗位后常感到精神空虚，文化知识的储备也欠缺，电脑不会用，手机不会用。这就需要更加重视“文化养老”。而像“大美枫林”这样的企业，则正是聚焦文化养老，一方面帮助老年人转变认识理念，积极看待老龄社会、老年生活；另一方面帮助老年人补习文化知识，掌握生活技能，让他们的老年成为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韩维正）